毛泽东的斗争艺术（一）

作者:柳万吉

       毛泽东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典范，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伟大的一生，也是对党内外、国内外一切错误思潮及反动势力进行不懈斗争的一生，并且在斗争中成长，在斗争中发展。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具有很强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学说”之后，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不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逐步探索形成了高超的斗争艺术，而且对“斗争”的原则与策略等进行了一系列地探讨与研究，形成了毛泽东独具特色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思想。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具有很强的反抗意识，他曾对人表白过：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13岁。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的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时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着想象中的县城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3天以后，终于被家里人找了回来。

       可是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了点改善。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13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前来追我，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恫吓说，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认错。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从这段表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少年毛泽东不仅具有很强的反抗意识，而且也非常注重反抗的方式方法，并且从反抗中看到了效果。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具有很强的斗争精神，他敢于坚持真理，反对错误。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他就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了那段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里的奋斗即具有斗争的含义。在此期间，毛泽东积极参加了“讨袁运动”和两次“驱张运动”。“讨袁运动”即讨伐袁世凯的运动；“驱张运动”，一次是驱逐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张干出校园；一次是驱逐湖南省都督张敬尧出湖南。

       讨袁运动  1914年7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已成为炮火连天的战场，德国是主要参战国，已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趁火打劫，于1915年1月18日，向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把德国在我国山东攫取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日本在我国东北和内蒙拥有的租借权所有权及铁路采矿独占权等为主要内容的21条无理要求。

       5月7日又发出了最后通牒，限48小时之内答复。一旦这21条付诸实施，中国就名存实亡。而袁世凯居然予以承认了。消息在报纸上披露以后，全国人民无比愤怒，各大中城市纷纷举行抗议集会。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老师和同学们，一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写文章表示抗议，并集资印成小册子，取名《明耻篇》，毛泽东在封面上写了16个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并和许多热血青年一起，关注着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这之后，长沙学界及广州、上海等地又发生了几起令人悲愤的事件，有几名爱国志士写下遗书，先后跳江或大海，他们不惜以死来警醒国人。对他们的死，毛泽东既悲痛又惋惜。 但他认为自杀不可取，与其自杀而死，不如奋斗而死，自杀是弱者的表现，爱国青年要做强者，有枪的拿起枪，有笔的拿起笔，把救国的道理告诉全国民众。毛泽东不停地写文章，不停地演说，和许多师生一起做宣传救国的工作。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居然在北京举行了登基庆典，当上了“洪宪皇帝”，把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湖南军政府都督汤芗铭是袁世凯的亲信，自然是拥护袁世凯称帝的急先锋，他把“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换成了龙旗，命令长沙所有的报纸都改用“洪宪”纪年，而且吹吹打打，大肆庆祝，古老的长沙城被搞得乌烟瘴气。但是，历史是不容倒退的，由于全国人民的坚决抵制，加上蔡锷领导的护国军在云南起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逼得袁世凯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废止“洪宪”纪年，结束了83天的皇帝梦，宣布恢复大总统职务。但是，各省民众还是不答应，坚决要求他下野。这时，曾表示“为王前驱”的汤芗铭，一看形势不妙，马上腰身一变，又成了反袁派，于6月初给袁发了一封电报，劝其“引退”，且态度很是严厉，措辞亦颇激烈。袁世凯本来就吓病了，一看心腹宠臣都倒戈了，连叫三声“完了！完了！完了！”就昏死过去，到6月6日便呜呼哀哉了。

       袁世凯死后，毛泽东和同学们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汤芗铭和他在一师的代理人，校长武绍程和历史教员廖名缙。汤芗铭被袁世凯派往湖南以后，到处抓革命党，大砍大杀，不到半年时间，被他杀害的就有五千多人，湖南人都管他叫汤屠夫。为此，毛泽东和愤怒的湖南人民一起开展了声势浩大地“驱汤”反袁斗争，并迫使汤芗铭于7月4日狼狈地离开了湖南。而武绍程和廖名缙是汤芗铭的忠实追随者，在一师为汤芗铭摇旗呐喊，毛泽东和他的同学张昆弟、罗学瓒等同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十几个同学围着武绍程和廖名缙进行辩论，驳得他们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在学生们爱国热情的影响下，许多老师也由内心的不满转变为公开的反抗，徐特立、方维夏、杨昌济等联名发表公开信，谴责教育界少数败类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坚决斗争下，逆潮流而动的武绍程、廖名缙等人灰溜溜地离开一师，躲藏了起来。

       袁世凯死了，汤芗铭跑了，其追随者，一师校长武绍程的校长也当不成了，第一师范的师生们拍手称快，并开了一个庆祝“驱汤”反袁斗争胜利的大会，很多同学对毛泽东说：“润之，我们学校反袁斗争的胜利，你是立了大功的。”

       驱逐张干的斗争  1915年春天，张干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这个学期，省议会颁布了一个新规定，秋季始业，每个学生要交10元钱的学杂费。师范学生大都来自贫寒家庭，10块银元是个不小的数目，于是，同学们奋起反对。有人说，这个规定是张干为了讨好上司而提出的建议，就酝酿一场“驱张运动”，要逼迫张干下台。当时有人起草了一篇宣言，专谈张干的私德如何如何不好。毛泽东认为，这样人身攻击没有击中要害，既然要赶走校长，就要专门揭露他办学不得力。于是，同学们都推荐他另写一篇文章。毛泽东拿起笔来，奋笔疾书，历数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显得慷慨激昂，理直气壮。大家都赞同他的文章，派人到印刷局连夜赶印。第二天早晨，一位同学在拿传单时，被学监发现了，他立即报告了校长。张干大怒，为此，要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学生。这时，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等先生为此召开了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对张干施加压力。张干只好收回成命。但是，毛泽东和同学们并不畏惧，继续罢课，提出“张干一日不离校，学生一日不复课”的口号，坚持继续斗争。最后，终于把张干赶出了第一师范学校。

       驱逐张敬尧的斗争  1918年3月，皖系军阀段祺瑞派他的得力干将张敬尧到湖南主政，他带来的北洋兵到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弄得农夫不敢下田，商人不敢上市。就是省会长沙，也不断发生商店被抢劫、妇女被凌辱、百姓被杀害的惨案。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又站到民众和学生的对立面，搞血腥镇压。弄得人们一提张敬尧和北洋兵，无不怨声载道、恨之入骨，都把张敬尧叫做“张毒”。为了反抗张敬尧对湖南人民的迫害，对五四运动的镇压，毛泽东带领新民学会会员，将湖南各界的爱国运动发展为驱逐张敬尧出湘的运动。1919年12月，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各校举行总罢课，湖南各界人士组成的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等地进行请愿，毛泽东担任了北京请愿团的负责人。在京期间，毛泽东组织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湘人驱张各界联合会，成立了自任社长的平民通讯社，起草了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和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大报纸发表。1920年6月，直皖战争爆发，张敬尧在各方压力下被迫离湘，“驱张运动”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努力下赢得了胜利。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敢于同旧势力和军阀作斗争，其“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勇气和胆略，一直被同学们所赞佩，纷纷议论：“毛泽东一身都是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感到，这一时期毛泽东体现更多的还是“恰同学少年”式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到中流击水”，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斗争艺术。真正意义上的斗争艺术，是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敢于斗争的精神，善于斗争的谋略才得以升华，并且以这种斗争精神和策略，赢得了党内外、军内外、国内外斗争的胜利，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